发布时间:10-11 / 2018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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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腾:从拨乱反正到良法善治 改革开放40年刑事审判理念变迁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胡云腾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根据地开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解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胡云腾

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根据地开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形成。历经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刑事审判在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争取解放、保护人民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伟大功勋,可谓根红苗正。新中国成立后,刑事审判因其地位重要、作用重大和贡献巨大而获得了优先发展、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长期一枝独秀,享有“刑老大”之誉。与此同时,也因为其政治性强、敏感度高而成为屡受政治运动冲击的重灾区。有关材料显示,1957年“反右”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右派近一半是从事刑事审判的人员。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时期,刑事审判人员大量转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人员最少时只剩下8人。即使是留在岗位的刑事审判人员,也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甚至如惊弓之鸟。近30年刑事审判的非程序化、群众化和运动化做法,产生了诉讼程序没有定式,定罪量刑没有标准,诉讼权利无法保障,冤假错案大量发生等严重问题。回过头看,许多往事已不堪回首,不少案件则不可思议,很多经验更弥足珍贵,诸多教训须深刻汲取。

1978年以来的40年,是刑事审判拨乱反正的40年,快速发展的40年,改革创新的40年和发生巨变的40年。刑事审判理念的内容之丰富、变化之快速、传播之广泛和作用之巨大,为其他领域所罕见。既表现出不断发展、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又呈现着不断调整、曲折前进的阶段性。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不同时期刑事审判理念及其特点,本文拟分5个阶段加以介述。

1.1978—1981年:拨乱反正。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积极变化。最高人民法院在江华院长的领导下,工作秩序逐步恢复,着手复查纠正堆积如山的刑事申诉案件。当时,坚守法院的同志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能够依法办案。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等基本国策,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等重大任务。法治建设方面发生的几件大事,现已成为历史的见证。五届人大修改宪法,决定重建检察制度,恢复公开审判原则、辩护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司法部和律师制度的恢复,使得刑事诉讼的框架基本健全。最高人民法院为此召开了第八次人民司法工作会议和旨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全国法院第二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贯彻实施新宪法,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平反冤假错案要求。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两法”)颁布,刑事诉讼程序首次受到统一规范,刑事审判从此有法可依。最高人民法院前后两次召开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贯彻实施“两法”,部署一手抓打击现行刑事犯罪,一手抓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刑事法庭,专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坚持以个案审判带动“两法”实施。1981年,全国人大出台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军事刑法正式诞生;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就死刑核准问题作出决定,规定除反革命罪犯、贪污罪犯以外的死刑罪犯被判处死刑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而对刑法实施后的死刑复核程序首次进行了重大调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出台了关于从重、加重处罚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教人员和劳改犯的决定,这是刑事立法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规定加重处罚情节,体现了用重典惩治再次违法犯罪的态度。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三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对“两法”实施进行检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

该时期的刑事审判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是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理念,不得按照左的政策和红头文件办案;第二是坚持依照事实证据定罪量刑的理念,不得再把公民的过激言行、错误思想等作为犯罪行为处理;第三是树立严格依照法律程序独立办案的理念,取消了联合办案、党委批案等做法;第四是树立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理念,各级法院大胆解放思想,坚决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有材料显示,到1981年底,全国法院共复查了120多万件刑事案件,其中平反纠正的就有30余万件,一大批曾被视为铁案的冤案错案得以平反,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肃清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凝聚人心、传播法治、匡扶正义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2.1982—1996年:从重从快。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社会管理逐渐从高压控制型向宽松管理型转变。由于新的管理方式跟不上社会发展需要,以致各种刑事犯罪特别是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大量发生。为因应这一新的形势,立法和司法采取了一些在当时非采取不可的非常做法:如在刑法上,以1982年出台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决定为开端,1983年出台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为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出台了21个单行刑法,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大面积修改,共增加了100多个罪名,提高了许多罪名的法定刑,并增设了40种犯罪的死刑。刑事立法体现了明显的从重、从严惩治犯罪和运用重刑威慑、遏制犯罪的理念。在程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严重刑事犯罪适用从简从快的诉讼程序。1983年“严打”期间,一度出现过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的短暂情形,还有刑事案件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死刑一共不到一个星期的情况。刑事诉讼程序明确地透露出强调效率、注重打击的理念。从实践看,1983年和1996年开展了两次全国范围的“严打”斗争,中间还多次针对特定犯罪开展的专项斗争,刑事诉讼活动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和运动型特征,犯罪与刑罚的博弈呈此消彼长的态势。1983年,人民法院判处的重刑比例(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的人数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例)创纪录地达到了47.39%,1996年第二次“严打”也达到了43.05%,而最低的2016年只有8.01%,可见当年用刑之重。在证据认定方面,主张抓大放小,不纠缠细节,刑事案件的证据只要符合 “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充分)的即可定罪量刑。这些做法一方面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现了有效辩护很难落实,疑罪从有或疑罪从挂比较常见,冤假错案时有发生等后果。如前几年纠正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河北聂树斌案、安徽于英生案等重大冤假错案,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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